九届二中全会虽然结束了，但是庐山风波并没有结束。围绕着揭露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活动内幕的斗争在继续发酵。

　　首先，决定在全党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在全国开展“批修整风”运动。

　　其实，无论在全党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批判陈伯达也好；在全国开展“批修整风”运动，批判“修正主义”也好，都是为一步一步地粉碎集团奠定基础，创造条件。

　　当时的中国人民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回忆九届二中全会前后的亲身经历时，感受很深：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主席识破了的野心，决定拿陈伯达开刀。会议的第三天，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央扩大会议，吸收华北组、东北组、华东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第一召集人参加。曾思玉作为中南组第一召集人出席了这个会议。

　　会上，毛主席异常严厉地指着陈伯达说：“陈伯达呀陈伯达，我们共事三十多年，你阴一套，阳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政治局在山下商议不设国家主席，大家没有发表不同意见。上了山你就变了卦，搞突然袭击，你是个地地道道的变色龙。”

　　毛主席把桌子拍得山响：“我是不当国家主席的，要当，你陈伯达去当好了，你们去当！”

　　曾思玉说：“其实，主席上山开会之前，头脑中就已形成了不设国家主席的决定了。他找我个别谈话，要我们讨论国家体制问题。”

　　说：“九大开过了，下面就要开人大，还要开政协会议，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人大和常设机构，有国务院，有政协，因此说不必再设国家主席。”

　　曾思玉听了，就对说：“主席啊，您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伟大领袖，而且在全世界有崇高威望，我们国家有国务院，总理就是政府首脑嘛。总理忙不过来，可以多设一些副总理，主席已经高龄了，出国全国人民会担心的，有副总理进行外交活动就可以了，主席可以坐镇国内，总揽全局。”

　　曾思玉回答：“主席，我研究了一些国家的政体，美国、法国，还有苏联这些国家的政体不适合我国。抗美援朝时我去过朝鲜，金日成首相实际上就是实行一元化领导，他下设了许多助手嘛。”

　　九届二中全会后，1970年9月14日，从庐山下山后，乘专列到达武汉车站，把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和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刘丰叫到列车上谈话。

　　说：“庐山这个鬼地方，这次会又未开好，陈伯达这个自称的小小老百姓，实则是大大的阴谋家，他在华北小组上乱放一通，召集人又不把关，在华北组二号简报登载下发之后，就发难了，在三天小组会上，有些人煽风点火，起哄放炮，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严肃地说道：“什么设国家主席，什么天才？这是三国时孙权劝曹操当皇帝顶盛体育，小子不怀好意！你把我放到油锅去炸，我还是不当国家主席！”

　　平息一下心头的怒火，接着说：“六号简报问题，我回去还要追究。他们搞突然袭击，搞阴谋诡计，可见他们心里有鬼，而不敢公开活动，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呢？”

　　说：“我就不相信，地球会停止转动。后来，《我的一点意见》拿出来，们看到后，就不起哄了。你们要多读马列主义的书，用唯物论和辩证法去分析认识问题。要跟党跟路线，不要跟人，不要受骗上当！”

　　曾思玉说：“通过庐山会议和毛主席的打招呼，我已隐约察觉到党内存在着严重的斗争。”

　　于庐山会议之后来武汉，只在东湖宾馆停留四天， 9月18日突然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