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清楚是哪一天了，反正就是早几年的事。“重要”会议上，领导在“作重要讲话”，说着说着忽然严词厉色地批评起有些人“爱惜羽毛做绅士”。此前“闻所未闻”，我心里不禁悚然一惊：领导怎么能这样说啊，爱惜羽毛做绅士何罪之有？

　　估计是不知不觉而又毫无理由地对号入座了，心里竟莫名其妙地感到不舒服，对这没点名的严厉斥责大不以为然。

　　“生不逢时”，从小所受的革命文化教育让我对“绅士”并无好感，“绅士”跟“土豪劣绅”连得紧紧的，就像太太、小姐与地主婆、特务之间几乎可以划等号是同一种情形。后来赶上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念了大学，读了不少书后，温文尔雅的“绅士”才跟优雅的“太太”“小姐”们一起从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里款款走进自己的心灵世界。原来，绅士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教养，是一种风范与格调。这种精神、教养、风范与格调，多半是在西方所谓贵族、我们所谓世家的“土壤”上长出来的。不容易，很难得呢。欧洲有句老话，说是三代才可能出一个贵族。我们的民谚更夸张，三辈子学吃饭，九辈子学穿衣。

　　我祖父年轻时在纸坊里扛帘子做苦力谋生。我们兄弟姊妹和父母亲两代人都是托改革开放的福才算吃上饱饭。我大学毕业在浏阳一中教书时，进课堂都常常是裤脚挽得一只高来一只低，“九辈子学穿衣”尚是任重道远。所以，人家痛骂“绅士”，我断不至于会异想天开地让自己跟绅士搭上界顶盛体育。在我们这代人的心里，“绅士”曾经就是一个丑陋罪恶的符号。经历了那么多生活的艰难，在不懈的阅读中痛苦地反思、决绝地清理，观念文化里方才腾出了“绅士”“淑女”们应有的位置，抬头仰望，终于被美好事物的尊贵与魅力所慑服。才多长时间啊，“绅士”这个美好的词汇忽然又要被人糟蹋，心里头怎么能不难受呢。

　　比起似乎遥远的观念文化里的“绅士”被糟蹋，很可能我对爱惜羽毛积极而现实的理解更是我当时心里头极不舒服的主要因由。

　　西汉刘向在《说苑》里讲一个人若能“临财忘贫，临生忘死，可以远罪矣。夫君子爱口，孔雀爱羽，虎豹爱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爱惜羽毛是一个人修炼品性、提升自我的法子啊。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我一直在家乡行政上服务。身在公门好修行。说的是那点公家权力可以帮别人做好多好事。可是，这些“好事”只能是你职责所在，这个“别人”也只能是普遍意义上的服务对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小地方就那么大，亲朋故旧、瓜藤李蔓，大家心里一本明白账。如果不爱惜羽毛，以作治身之法，哪里能迁善远罪平安退场？“千夫所指，无病而死”，想想都令人心寒。

　　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成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看似只是外表，但表里互为一体。皮毛鳞爪都不要了，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你纵为“龙凤”，人家哪里就知道你破败不堪的皮囊里心肝脾肺真的就是一坨坨实打实的金子？不是说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吗？在我看来，一个人爱惜声誉，把众人的口碑看得很重，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是一桩人人耻之的坏事。

　　脑袋里不知什么时候装进了这样一些想法，忽然听见别人的高声叫骂跟这些自以为天经地义的想法直接相关时，自然不能无动于衷，而会产生一种对号入座式的“期期以为不可”。

　　对号入座无疑是自作多情了。慢慢的，听得多了，听得“习惯”了。原来，这样严词厉色地批评爱惜羽毛做绅士的，不只是个别人，是很多人。知道不是对着我来的，心里便宽了一些。但心里的不以为然还照旧，结还是没解开。

　　从不断的批评中，我先是弄明白了，爱惜羽毛做绅士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斗争精神。我还看过有人撰写文章说，爱惜羽毛做绅士的人就是害怕引火烧身，殃及自己的“羽毛”，他们之所以患得患失、顾虑重重，忧的是个人名利，虑的是个人“进步”，说到底是私心杂念在作怪，初心、使命、责任、担当，在“小我”面前显得无足轻重。

　　明白了人家所痛击的爱惜羽毛的要害，我更确信，自己不在被批评者之列。我在行政上这么多年，被领导和同事们较为普遍地认可的一个优点，就是不顾场合不管对错敢于说出自己心里头要说的话，至于人家接不接受高不高兴并不能影响我开口还是闭嘴。在工作中说真话负责任与初心使命这些宏大叙事要联系起来可能还会有些勉强，但对我而言可以归于“小我”面前的“爱惜羽毛”：谁会喜欢听假话？群众需要你讲真话。你得仗义执言当仁不让，不然，父老乡亲同事朋友会怎么看你？

　　问题来了。爱惜羽毛珍惜名誉，这个人就应该“只向内心求生活”，在是非面前坚守自己的底线。如果我们不是从低级粗俗意义上去理解“斗争”的话，爱惜羽毛的人方能勇于任事敢于“斗争”呢。遇事躲着走、对有些人有些事再看不顺眼连话都不敢说一句的人，其羽毛能有多漂亮、名声能好到哪里去呢？这样看来，把缺乏斗争精神的帽子往“爱惜羽毛”的人头上扣过去实在是没一点道理的。

　　我这仅仅是从个人生活体验出发的简单推论，未必可靠。想起了一两个更有说服力的例子。唐德刚的《胡适杂忆》里有这样一段话：

　　有一次我问李宗仁先生对胡先生的看法，李说，“适之先生，爱惜羽毛。”吾人如不以人废言，则这四个字倒是对胡先生很恰当的评语。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爱惜羽毛”的。爱惜羽毛就必然畏首畏尾；畏首畏尾的白面书生，则生也不能五鼎食，死也不够资格受五鼎烹，哪还能作什么大政治家呢？”

　　如果说政治家只图保住权柄，达到自己的“宏伟目标”，其余皆不足惜，那他们自然可以“大行不顾细谨”，名誉能有几斤几两呢？同一个道理，那些只怕别人在后面戳脊梁骨的爱惜羽毛者自然就不配去做什么政治家了。

　　“一生为历史招魂”的唐德刚是胡适最信任的“小门生”。我上面引的这段文字是典型的皮里阳秋，唐对胡的由衷赞叹与喜爱之情读来让人倍感真挚亲切。胡适的绅士做派是世所公认的。说胡适爱惜羽毛，连唐德刚都说是很恰当。但观其一生，胡适却几乎没有停止过对国民政府、领袖、高级干部进行批判和劝谏。看过不少胡适跟蒋介石在一起的照片，绅士胡在蒋面前哪里有一丝丝卑怯懦弱？爱惜羽毛的胡适可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角色。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胡适书写的自律格言。这个掷地有声的句子出自北宋范仲淹的《灵乌赋》。范仲淹乃北宋朝廷重臣，经历坎坷，三起三落。因上《百官图》，抨击宰相吕夷简用人不当，被贬知饶州。在饶州附近做县令的梅尧臣，写了一首《啄木》和一首《灵乌赋》给他，劝他学报喜之鸟，不要像乌鸦那样报凶讯而“招唾骂于里闾”。

　　范仲淹立即回了同题《灵乌赋》给梅尧臣，表示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我心下常想，这八个字的分量并不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轻。后者是不俗襟怀，前者是凛然风骨。

　　前年有个很热的电视剧叫《清平乐》。我在网上读过一篇剧评，谈到剧中的范仲淹这个形象时，作者说范仲淹一生致力于成为绅士！

　　在我的认知世界里，在我的阅读生活中，在我的情感态度上，范仲淹和胡适都是让人从心底里喜欢的人物。眼见得“爱惜羽毛做绅士”一棍子扑下去，把历史上这样可爱的先生都打得不能回嘴，心里真的不是滋味。

　　绅士风度、贵族精神、君子之徳……说法多样，而大体意义一致，其内涵应该主要不是言其社会地位，而是指向一种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最基本的一条便是当仁不让、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当仁不让”是孔子说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说的。无论古今，无论中外，爱惜羽毛把名誉看得很重的绅士们骨头都硬着呢。您纵是情急之下，也不能为了表达你自己不便明说或者是不易明说的意思而冤枉好人糟蹋好词啊。尤其是，当我发现有些人把严厉批判“爱惜羽毛做绅士”只是当作跟风说着好玩，连基本的是非面观念都荡然无存时，我就更为世间美好被如此无端糟蹋而感到痛心不已。维特根斯坦有句名言：语言是人类思考世界的根本方式，人如何使用语言，就会如何思考问题。语言的腐败或许就是人们的思考能力、批判精神丧失的先兆，就是世人良心被污染的征候，就是社会文明堕落的开始？

　　已经不在工作岗位了，虽然“革命人永远年轻”，应该始终保持昂扬的“斗争”精神，但确实不需要再在一线去“亮剑”“斗争”了。这个时候怎么忽然想起从前别人批评爱惜羽毛做绅士这个事来了呢？

　　前天晚饭后跟一位朋友在院子里散步聊天。见其竟然以褒奖的语气夸他一位学生在官场上爱惜羽毛把名誉看得很重，我心里不禁一喜，便故意以“将军”的形式向他请教：

　　很多是在别人看来他一句话就可以帮忙解决的事情，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开了口，他竟然爱惜羽毛顾惜自己的名声而不肯拔一毛以相助，你这弟子未免“小我”意识太强私心太重了吧？

　　朋友鼓起双眼反诘：他的名誉莫非真的只是他一个人的名誉，难道不也是属于他的父母妻儿，属于他的兄弟姐妹，属于他的家庭、家族，属于他服务的单位、组织、社会吗？哪里是什么“小我”意识自私心理啊，爱惜羽毛实为知廉耻、懂敬畏啊。

　　朋友之言甚合吾意。待他看出我的故意，两人不禁相视一笑。我便跟他说出了过去一桩不为人知的“秘密”。

　　前些年，每逢有人在台上呲牙咧嘴痛批“爱惜羽毛做绅士”时，我就在心里默默哼唱一首叫做《洁白的羽毛寄深情》的老歌。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刚上大学不久，通俗唱法的歌曲开始流行，我特别喜欢朱逢博唱的歌曲。凯传作词、施光南谱曲的《洁白的羽毛寄深情》就是由她原唱的。那是艺术家们为当年亚洲羽毛球赛创作的歌曲，1980年被评为全国听众最喜爱的十五首歌曲之一。

　　几十年前的老歌了，而且，此羽毛非彼羽毛，两者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前些年，人家只要一开口批评爱惜羽毛，我就会条件发射似地想起这首歌，旋律在心里一响起，眼见得美好事物被作贱糟蹋而引起的难受情绪便能很快得到缓解平复。在别人看来，这肯定毫无道理。应该是“洁白的羽毛寄深情”这句歌词连同这首歌曲优美动听的旋律最能诠释我对“爱惜羽毛”的理解？我只能跟朋友这样解释“秘密”产生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