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的一天，伦敦西敏寺一座私宅里，T·E·劳伦斯正沉浸在战争回忆录的写作中。一年前被逐出巴黎和会后，这位声名响彻英伦的“一战”英雄正挣扎于持续的抑郁中，只有写作才能让他暂时从绝望的沼泽中拔脱出来。

　　寂静被一阵铃声打破，是从伦敦白厅打来的电话——对方是将出任殖民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他想邀请劳伦斯来协助自己处理中东事务。这位五年前因中东战场失利而沦为“政治贱民”的争议人物东山再起，正想办法处理大英帝国在中东地区的一团乱麻。

　　“一战”已结束，奥斯曼帝国被肢解，和平没有到来：在巴勒斯坦地区，得到英国支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当地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最终升级为；更严重的是在英国控制的产油区伊拉克，爆发了全面的反英起义，有上万人在流血中丧生。

　　盟友们也没好日子过——在外约旦的沙漠里，来自哈希姆家族的阿卜杜拉王子一直在凶狠地进攻控制叙利亚地区的法国人。几个月前，法国人刚用武力从这个家族的另一位王子费萨尔手中强夺了这块地盘。

　　1919年6月，争吵了半年之久的巴黎和会画上句号。在被胜利者瓜分的中东，到处是仇恨、流血和冲突。

　　尽管遭到劳伦斯的拒绝，丘吉尔丝毫没有放弃的打算。这位未来将跻身于20世纪最重要政治家之列的不凡人物清楚：“阿拉伯的劳伦斯”是解开这一团乱麻的钥匙。

　　1913年，劳伦斯（右二）与英国考古学家伦纳德·伍利参与奥斯曼帝国境内赫梯王国古城卡尔基米什（Carchemish）遗址的考古行动 （视觉中国/图）

　　为了躲避社会压力，劳伦斯的父母隐姓埋名避居乡下，频繁搬家，几乎不与周围邻居来往。直到为了五个儿子的教育和前途，才大着胆子搬到了热闹的牛津郡。

　　在老师眼中，这个男孩非常聪明，性格安静，喜好书籍，但又热衷搞恶作剧。他尤其喜欢玩各种测试自己极限生存忍耐力的游戏，譬如不喝水、不吃饭、不睡眠，凭意志力总能坚持到昏厥崩溃的地步。牛津公立学校校长回忆说：劳伦斯和同龄男孩很不一样，颇有些古希腊斯多葛派的作风，“对肉体的愉悦和痛苦都不在意。”

　　少年劳伦斯学习成绩优异，尤其痴迷于中世纪骑士文学，对军事史和考古感兴趣。每到假期，他会和好友骑着自行车探索英格兰的古迹，还到牛津的阿什莫林博物馆当助手。他后来考入牛津大学耶稣学院主修历史。大学期间，他曾骑行2400英里考察欧洲的古城堡和军事遗迹，一路风餐露宿到地中海。

　　1909年1月，为了搞清楚中世纪军事史上的一桩学术公案，他单枪匹马到叙利亚地区考察。在烈日之下，他从贝鲁特出发，穿过黎巴嫩群山，到达巴勒斯坦北部；三周后返回贝鲁特，再北上继续更为艰苦的考古。回来后撰写了论文《12世纪十字军东征对欧洲军事建筑的影响》，获牛津最高一等优秀奖。此外，还被授予一笔用于研究生阶段的奖学金。

　　1910年，大英博物馆启动对今天土耳其和叙利亚交界地带的卡尔基米什古城遗址的考古挖掘工作。

　　劳伦斯担任初级助理，并很快成为挖掘现场负责人，管理两百多个当地雇佣的工人。他做得很出色，平时常用阿拉伯语和工人们聊天，到他们家拜访、做客，记录下他们的民间传说、家族内部和部落间的结构关系，以及他们对政治的看法。工人们对这个年轻的欧洲人也很有好感，因为他是真正尊重他们的习俗、文化，也乐于接受款待。

　　在卡尔基米什，劳伦斯和一个13岁的叙利亚少年形影不离，非常亲密。这个在回忆录中被他唤作达霍姆的少年，真名赛利姆·阿赫迈德，即劳伦斯把战争回忆录《智慧七柱》献给的“S.A.”。达霍姆聪明俊美，脸上有两个深深的大酒窝，笑起来天真灿烂。

　　除了学者的好奇心，劳伦斯在与当地社会的接触学习中，对近东文化产生了真正的欣赏和敬意。他开始反思西方关于“西方启蒙和教化落后民族”那种傲慢的帝国主义意识。

　　作为真正深入到叙利亚腹地的学者，劳伦斯已清楚看到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的大势。

　　当时，统治阿拉伯半岛四个多世纪、疆域横跨亚非欧的奥斯曼帝国已步入黄昏，被人称为“欧洲病夫”。随着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的崛起和国际商贸的发展，奥斯曼面对的国内外挑战越来越多。在外部，经历工业化的欧洲诸强在不断地蚕食着它的领土和主权。

　　1917年11月，英国埃及远征军突破奥斯曼军队防线月，英军进入耶路撒冷（视觉中国/图）

　　在帝国内部，推动改革、要求现代化的力量也一直存在。1908年，一群被称为“青年土耳其党”的年轻军官发动政变，逼迫哈米德二世恢复议会宪法。1913年，该党的民族主义激进派掌权，建立了以“三寡头”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独裁体制，他们把改革方案调整为推行现代化、保卫以及泛突厥主义，以争取团结帝国疆域内的每个群体。

　　然而，在一个多语言多族群、社会构成异常复杂的庞大帝国里，任何一项改革纲领都不可能安抚到所有群体：世俗化的努力大大激怒了人数众多的传统；鼓吹泛突厥主义又让非土耳其人的其他族群，如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心生芥蒂……

　　此刻，年轻的考古学家醉心的，是脚下的土地、工作、友谊，还有爱情。当他决心把未来四五年都投入到对古城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坏消息传来：大英博物馆项目经费已耗尽，发掘工作必须暂停，直至有新的资金。

　　但有另一个工作的机会：受一家基金会资助，英国皇家工兵的一个特遣队要对巴勒斯坦南部的寻漠地带进行一次考古探险，要招募两名考古学家，问他们是否有兴趣。

　　劳伦斯和同伴欣然接受了。“寻漠”在今天以色列的南部，据《旧约》记载，它是古犹太人在先知摩西带领下出走埃及、旷野流浪四十年的最后停留之地。

　　聪明如劳伦斯，他很快就猜到这个打着基金会名义的探险行动，实则是一次秘密军事地理勘探。当时，英国出兵占领了苏伊士运河及西奈半岛的缓冲带，和奥斯曼帝国的关系因此一直很紧张。到“一战”爆发，因为担心奥斯曼人一旦和德国结盟就会进攻埃及、夺取运河，英国人想摸清楚苏伊士运河东侧缓冲带另一侧——从巴勒斯坦海岸东南到亚喀巴湾之间的沙漠地带的情况。

　　负责这次行动的是英军上尉斯图尔特·纽科姆。他对这个毫不在意享受、忍耐力惊人甚至到受虐狂地步的牛津学者产生了好感，对他的怪癖印象尤为深刻——总的来说，劳伦斯是个生性极为羞涩的人，但是一旦有人企图阻扰或糊弄他，他就会变得坚决而大胆。在寻漠探险途中，因为处处受到奥斯曼军警的监视、阻挠，劳伦斯把这种带着孩童恶作剧般的突破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费迪南大公及其夫人在萨拉热窝遇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置身于帝国的军政高官之中，这个自负的年轻人依然一副邋里邋遢、自由散漫的样子，对各种规章制度漠然视之。在他眼里，这些装腔作势的高官们统统是腹中空空的傻叉。

　　因着一位将军想让有身份的军官给自己做汇报，劳伦斯戏剧性地被提拔为少尉。但他渴望的是到前线一展身手。劳伦斯身高不足1.65米，低于英国陆军最低标准，所以唯一能上前线的机会是需要他的特殊才能的地方——中东战场。

　　1914年11月2日，奥斯曼帝国最终加入同盟国，正式参战。12月15日，劳伦斯坐着一艘法国汽艇来到开罗，到纽科姆领导的军事情报单位报道。此时的开罗喧嚣嘈杂，已是“一战”中人员、物资的重要中转枢纽，几十万来自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英属殖民地军队从这里开往欧洲战场。

　　1918年，劳伦斯在德拉一带领导、发动了对汉志铁路最凶猛的袭击。图为劳伦斯查看被摧毁的火车（视觉中国/图）

　　在开罗的英国情报机构里，劳伦斯的工作内容之一是为伦敦高层撰写描述奥斯曼帝国地形地貌、文化和民族构成的报告。

　　多年深入叙利亚社会的经历，让劳伦斯看到了这个老帝国内部的无数裂缝——在土耳其人过往鼎盛时期凭武力拼凑起来的庞大疆域里，存在着很多根本不想和这场战争扯上关系的族群；他们本来就对土耳其统治者充满怨恨，战争使得这种恨意越发加深。在这个帝国中，人口最庞大的是信仰教的阿拉伯人。

　　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上台后所推行的现代化和世俗化改革，激怒了控制阿拉伯半岛汉志地区的宗教政治领袖侯赛因·伊本·阿里。他是著名的哈希姆家族的头领，先知的直系后裔，世代守护麦加圣地。作为“圣裔”，侯赛因是世界里地位最崇高的宗教领袖之一，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奥斯曼帝国加入“一战”后，双方关系越发恶化。对官方发动的所谓“圣战”宣传，身为宗教领袖的侯赛因保持沉默；奥斯曼帝国要求他派兵助攻夺取苏伊士运河，他也只是派次子阿卜杜拉带领一小队人马敷衍了事。

　　事实上，在“一战”爆发前的1914年2月，阿卜杜拉借着到访开罗的机会，拜会时任英属埃及总督的基钦纳勋爵，他试探性地问：如果汉志地区爆发阿拉伯起义，英国会作何反应。基钦纳小心地回避了。

　　等1914年11月奥斯曼帝国正式参战后，出任英国陆军大臣的基钦纳立刻给开罗发了一份密电，让老部下斯托尔斯派人跟阿卜杜拉秘密接触，去摸清侯赛因的真实态度。这一回，侯赛因谨慎回复说自己会保持中立，但同时暗示：如果英国人提供外部援助，同时保证不干涉阿拉伯的内部事务，他也许会率领他的追随者发动起义。

　　这让基钦纳非常高兴，他给侯赛因的信里写道——“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与高贵的阿拉伯人为友。”

　　得知这些秘密来信后，劳伦斯感到宛如“神启”——到开罗后，他一直在研究在叙利亚地区发动阿拉伯起义的可能性。中东战场离欧洲路途遥远、获得的资源相对缺乏，因此劳伦斯认为英国需要采取一种非常规战争，即利用奥斯曼帝国内部的社会、民族矛盾和分裂，与其中的不满分子联手，帮助他们发动起义来颠覆土耳其的统治。

　　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的费萨尔（前排）和劳伦斯（第二排右二） （视觉中国/图）

　　从1915年7月至1916年1月，侯赛因与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即“麦克马洪线”划定者）秘密地往来信函，就合作进行讨价还价。而叙利亚地区的几个阿拉伯民族主义秘密社团也在暗中联络侯赛因，希望联手发动起义抵抗土耳其人，由英国提供支持，并以他为起义的精神领袖。

　　但让侯赛因最终决定倒向英国的，是一则流言——当时传闻君士坦丁堡方面有意废掉他，让扎伊德家族的首领取而代之。1916年5月6日，奥斯曼“三寡头”之一的杰帕夏在大马士革公开处决了21名阿拉伯民族主义分子，侯赛因派其子费萨尔去说情，遭到拒绝和恐吓，这让他越发加重了对未来命运的不安感。

　　在这些秘密通信中，英国人向侯赛因保证：如若他率军协助英军的中东战事，战后英国人将协助他建立一个地处埃及和波斯之间，但不包括科威特、亚丁及叙利亚海岸地区的阿拉伯帝国。

　　但是，麦克马洪在信件中还插入一个不起眼的条件：这些承诺仅在“英国可以自由决断，而不危害其盟友法国的利益时”生效。其中，有关巴勒斯坦的部分未被谈及。

　　1916年1月，一位贵族出身、名叫马克·赛克斯的“业余政治家”和法国外交官弗朗索瓦·乔治-皮科在伦敦达成一份关于战后中东愿景的草案，后来在俄国的彼得格勒正式签署，史称《赛克斯-皮科协定》。

　　根据这份秘密协定：独立的阿拉伯国家被大致限制在阿拉伯半岛的荒漠里，法国直接控制大叙利亚，英国则占领产油的整个伊拉克；另有两块飞地，侯赛因所治的汉志王国以北、其余内陆的全部地区为“半独立区”，则由英、法间接控制；而巴勒斯坦则是“国际共管区”，将由英、法、俄三国共同管理。

　　这一系列“乌龙”事件究竟是如何在默许中一步步成为既成事实的，历史学家们至今还为此争论不休。总之，英国政府分别和阿拉伯人、法国人签署的这两份内容互相矛盾的承诺文件，将为中东未来的动荡不安埋下祸根，也因此把劳伦斯推向古典悲剧般的个人命运。

　　1915年6月5日，在圣地麦加，侯赛因·伊本·阿里爬上了宫殿里的一座塔楼，用一支旧火枪朝城内的土耳其要塞开了一枪。当日，他的两个儿子阿里和费萨尔率先行动，1500名阿拉伯骑士在麦地那对空鸣枪。之后，侯赛因的追随者在汉志境内朝土耳其驻军据点发动了袭击。

　　侯赛因向全世界发表宣言：公开谴责土耳其当局“迫害和屠杀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背离教精神”，并宣布阿拉伯脱离奥斯曼帝国而独立。他自封为汉志王国国王。

　　“阿拉伯半岛的炽热，如同一把出鞘的利剑，打得我们张口结舌。”1916年10月16日的晨光中，当劳伦斯陪同英国驻埃及东方文化秘书前往侯赛因起义后控制的重要港口吉达时，他在日记里记录下这一刻的感受。

　　踏上汉志之前，他心中已为阿拉伯起义设计了一个新航向，以及对自己所扮角色的定位——“为起义寻找尚不为人知的主宰灵魂，并测量他将起义推进到我为之设想的目标的能力。”

　　侯赛因打响了第一枪之后，起义军和奥斯曼军队经过一个月的血腥巷战，进入僵持阶段。而且，麦加神圣守护人的首义，并没有如预想的那样——在阿拉伯半岛上激起更为广泛的民族起义，在叙利亚和其他地区都没有反应。

　　劳伦斯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缺少一个领袖。和西方政治文化不同，阿拉伯起义所需要的，不是高明的政治家，而是一位先知人物，“不是智识，不是判断力，不是政治智慧，而是能够点燃沙漠的激情火焰”。

　　当他的长官和起义军领袖商讨合作细节时，劳伦斯找机会在一旁仔细观察着侯赛因的四个儿子：长子阿里，次子阿卜杜拉，三子费萨尔和幼子扎伊尔。

　　他先见到了除费萨尔外的三位王子：阿卜杜拉生性快活，因为贪图享乐而早早发福，个性“太审慎、太冷静、太幽默”；长子阿里看上去忧伤、疲惫，没有什么明显的雄心壮志，且很容易受到身边人的影响；至于扎伊尔，年仅20岁，喜欢骑马、闲逛和搞恶作剧，此外他有土耳其血统、外貌有别于阿拉伯人。劳伦斯断定：他们都难以成为那种“历史上在革命中取胜的武装先知”。

　　直到劳伦斯骑着骆驼行100英里，穿越由多个敌对部落控制的地区，见到了带着另一支部落兵驻扎在沙漠绿洲里的费萨尔。

　　“我见到他的第一眼就感到，这就是我来阿拉伯半岛寻觅的那个人，那个将给阿拉伯起义带来全副荣光的人。”费萨尔瘦削颀长，有一种奇异的沉静，说话时的激情洋溢和言辞背后透露出的铁一般的决心深深吸引了劳伦斯。这是他在另外三位王子身上所没有找到的。

　　劳伦斯还在他的营地里转悠了许久，用流利的阿拉伯语和战士们聊天。他发现：费萨尔召集起来的六千多人里，几乎包括了汉志西部所有的部落。尽管刚刚经历一次败仗，他们士气高涨，对胜利有着毫不动摇的信心。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一直鼓舞他们的，就是费萨尔。

　　他越加坚定费萨尔就是他要找到的“先知”——“比我们希望的要好，我这次旅行的目标已经达到。”

　　汉志之行，使得劳伦斯成为第一个深入阿拉伯半岛内陆观察战场的外国人。回到延布等船回开罗时，他用五天写下1.5万字的报告，提出两个重要判断：一是英国只向汉志地区派驻少量军队；二是领导起义的真正“先知”是费萨尔，而不是英国人熟悉的阿卜杜拉。他还指出：合作的唯一办法，是英国人必须接受阿拉伯人打仗的方式，并相应调整自己的战略和期望。

　　在大英帝国庞大的官僚系统里，每天都有许多聪明的想法被埋葬。在开罗办公室写了近两年报告后，劳伦斯慢慢找到了游戏规则，他极擅长利用官僚体制和派系内斗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从汉志回来后，在劳伦斯一番眼花缭乱的操作下，通过备忘录、报告、汇报，有意引导，绕开甚至破坏“障碍物”，最终他对中东战场的战略设想得以被全部采纳，在从埃及到伦敦的军政高层中获得一路绿灯。不久，英国阿拉伯局局长克莱顿通知劳伦斯：将派他到阿拉伯半岛，担任费萨尔身边的临时联络官。

　　上级和同事很愉快地送走了这个“狂妄自大，乳臭未干，惹毛了所有人的兔崽子”。

　　1921年，丘吉尔（前排中）和劳伦斯（第二排右四）在开罗会议期间 （视觉中国/图）

　　1916年12月，当劳伦斯以英国联络官身份再次来到费萨尔的营地，在费萨尔的建议下穿上了费萨尔本人的一件纯白真丝长袍。在整个战争期间，他都尽可能地和阿拉伯部落的战士们住在一起。

　　在阿拉伯部落营地，典型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清晨，一位伊玛姆用祷告唤醒营地，然后是漫长的早餐时间。每天上午，任何人都可以来找费萨尔鸣冤、请愿、定夺纠纷。一天中，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和幕僚、部落领袖们吃饭、喝茶、闲聊。

　　劳伦斯本人一直以急躁和严于律己著称，但他意识到：这些耗时漫长、漫无目的的闲聊，正是阿拉伯人处理战争与和平的方式。费萨尔以此为黏合剂，把这些松散的部落、氏族团结并维系在他的周围。整个作战期间，他同时还在充当各部落之间的调解仲裁人，倾听、建议，必要时进行哄骗，并常常自掏腰包让发生利益纠纷的双方尽快和好。

　　自起义以来，几乎所有被派往汉志的英国军事顾问对阿拉伯人的战斗力都非常鄙夷。劳伦斯也认同，但在和他们一起作战后，他得出了一个重要观点：不能拿欧洲的战争标准来衡量阿拉伯人，而且，也很难把他们组织、训练成为欧洲那种作战部队。

　　他们真正擅长的是游击战，加上对地理环境了如指掌，机动性很强。在战争中，当兵力和武器装备明显不如敌人时，弱势的一方不应该和对方正面短兵相接，而应该“像空气一样四处飘荡”。

　　从起义的第一天起，无论是侯赛因和其追随者，还是英国人，都把夺取教第二圣城麦地那作为主要目标。

　　但劳伦斯认为：正确的战略是放弃重兵把守的麦地那，让奥斯曼军队几乎无限期地留在那里，让他们勉强维持补给线，既无力撤退也无力进攻，就等同于是起义军的俘虏了。最终，他说服了起义军把战略重心转移到对汉志铁路沿线地区的骚扰和破坏上。这迫使土军派重兵保卫铁路的同时，还得承担持续的维修工作。

　　在阿拉伯大起义中，劳伦斯所制定的新目标和新策略，使局面得以扭转，打击变得有效，伤亡大幅减小。整个“一战”期间，阿拉伯起义军不断发动的游击战，有效迟滞了奥斯曼军队的行动，帮助协约国最终击败了奥斯曼帝国。

　　亚喀巴湾位于西奈半岛以东、阿拉伯大陆以西，是红海北部的一个海湾。亚喀巴港就在其北部的末端。从平面地图看，它是从埃及进攻巴勒斯坦南部的理想集结地，往东进60英里就是奥斯曼军队在阿拉伯半岛上的生命线——汉志铁路。在未来历次中东战争中，这里都是阿、以之间攻防的战略要地。

　　1914年，当时劳伦斯还是一名大英博物馆的考古学家，曾经在亚喀巴湾做过探险。从亚喀巴港到内陆，则是海拔一路攀升的陡峭山地，接着是内陆沙漠。从亚喀巴港通往内陆的唯一通道是峡谷，奥斯曼人在那里沿线修筑了一个由碉堡和战壕构成的网络系统。

　　1917年1月底，在劳伦斯的联络和英军的配合下，费萨尔带领其部落军夺取了位于红海中北部的重要港口沃季赫。法国代表就开始游说英国一起出兵进攻并控制亚喀巴，这样能在右翼保护英国埃及远征军自该年1月发动的巴勒斯坦战役。另一个更隐秘的动机，是借此把势头正猛的阿拉伯起义压制在汉志境内，按需要来指挥他们作配合行动，如果他们不服，就以停止武器和黄金的支持来威胁。

　　劳伦斯一直反对费萨尔进攻亚喀巴的计划。他清楚协约国的算盘：如果阿拉伯人只是为英法部队的进攻作配合，亚喀巴就会成为他们的“死亡陷阱”，最后落得两手空空。为此，他不惜冒“叛国罪”的危险，于1917年2月把英法密约透露给费萨尔。

　　另一方面，如果是阿拉伯人自己控制了这座红海最北端的港口，一旦起义军北上叙利亚地区作战，物资补给线可以大大缩短，从原本的300英里缩短至60英里。

　　1917年3月，上司克莱顿从开罗给劳伦斯发来一道密令：不要让阿拉伯人出现在亚喀巴。他读懂了其潜台词——克莱顿在给一位将军的信上则说得更明确：鉴于亚喀巴对埃及防御的重要性，英国人必须在战后牢牢控制这座海港城。

　　该年4月，劳伦斯在盘问英军送来的十来个土耳其战俘时，得到一个新情报：亚喀巴驻军刚发生变动，人数很少超过100人，且从亚喀巴到内陆的汉志铁路枢纽——马安镇之间的这段公路，驻守的土军只有200人。

　　劳伦斯迅速作出一个大胆的冒险决定——抢在英法军队染指亚喀巴之前，联合沙漠各部落势力召集起一支阿拉伯武装，然后闪电般翻山越岭，从内陆公路末端的马安镇攻取亚喀巴港。通过这场阿拉伯人自己争取的胜利，把欧洲诸强势力在该地区的影响压缩到最小。

　　这也是劳伦斯在“一战”中最大胆也最著名的军事行动。他用轻描淡写的借口搪塞了身边的其他英国军官和远在开罗的上司，“于是，我不管有无命令，都去走自己的路。”

　　1917年5月7日，劳伦斯和45名沙漠勇士从沃季赫出发，带着价值2万英镑的金币和一些来复枪，骑着骆驼进入东北内陆的胡尔沙漠，计划到沙漠深处的霍维塔特部落去招兵买马，并鼓动叙利亚部落，为起义军北上、解放叙利亚打前站。

　　在进入叙利亚地带的瓦迪西尔汉绿洲，他们停留下来。越来越多的部落代表前来和起义军商讨结盟、加入阿拉伯独立事业。当劳伦斯在接受一轮又一轮的部落盛宴款待时，他的罪恶感也越来越深。他清楚自己是在欺骗——取得胜利之后，协约国必然会背叛阿拉伯人。

　　在一种极为复杂的痛苦心态下，他做了一次自杀式冒险——独自北上叙利亚，在敌境内迂回400英里，最北抵达黎巴嫩和大马士革的郊区，秘密会见并争取潜在的起义盟友，包括部落领袖和城市阿拉伯民族主义分子。当时，大马士革是奥斯曼军和德军的联合司令部所在地。

　　在一个沙漠绿洲里，他见到了有崇高威望的埃米尔（阿拉伯世界的贵族头衔）努里·沙拉昂。当身居沙漠深处的老酋长拿出一堆内容互相矛盾的文件副本，问他到底该相信英国人哪一个承诺时，劳伦斯只好建议选择日期最近的。

　　老酋长被说服了，劳伦斯感到羞愧难当，“我用谎言为自己谋来了声誉，成为诈骗集团当仁不让的首领。”

　　劳伦斯说自己真正醒悟过来，有了活下去的动力。“我发誓要不遗余力，直到带给阿拉伯人最后的胜利，要求尊重阿拉伯人的诉求，协商公平合理的解决之道。而只有保全性命于眼前的乱世，方可在未来的谈判桌上与人分庭抗礼。”

　　沼泽般的处境，每每激发出劳伦斯最不可思议的勇气、智谋与忍耐力。“一战”期间的传奇战役——攻取亚喀巴之战——发生了。

　　1917年6月18日，劳伦斯和“传奇沙漠武士”奥达·阿布·塔伊带着招募到的500名骆驼骑兵从瓦迪西尔汉出发，向西南行进。到达贝尔时，他们发现奥斯曼军追踪而来的足迹——沙漠行军最重要的水井全部被炸毁，并已经猜到起义军的目标是亚喀巴。

　　劳伦斯随之指挥、领导阿拉伯人摆下一个堪称神级的迷魂阵——早在十多天前，他在北上叙利亚时就做了铺垫，带着一个当地小分队炸毁了大马士革以北的汉志铁路上的一座小桥。

　　6月21日，他又带领100名战士北上150英里前往铁路上的安曼，速战速决摧毁了一座铁路涵洞，然后迅速返回。在叙利亚南境，起义军发动了一系列打了就跑的游击战。这让土耳其军队完全找不到规律，只得分散兵力、四处奔忙追踪。

　　一个好消息传来：他们在几天前派出的一支队伍刚刚攻下、并摧毁了土耳其人的军事据点富维拉，从内陆通往亚喀巴的道路基本敞开了。当他们急忙绕过马安镇赶往亚喀巴时，又传来了坏消息：当天上午，约有五百多名奥斯曼士兵赶往富维拉增兵支援，就在他们前方道路上的某处。

　　7月2日黎明时分，在富维拉以南的一条山地狭道里，他们找到了正在呼呼大睡的敌人，经过残酷厮杀，最终打死300人、俘虏160人。然而，当战俘们透露马安镇防守空虚，土匪出身的部落武士高兴得嗷嗷大叫，想趁机去洗劫这个富饶的交通枢纽。劳伦斯又竭力劝说，并许诺给予他们更多补偿。

　　当他们沿着公路快速西进，经过了一座又一座空荡荡的土耳其堡垒和战壕防线——这证明了劳伦斯一直不被上司们认可的计划之高明，“敌人从来没有想到，我们会从内陆发动攻击。他们所有的大型防御工事中，没有一座战壕、没有一座哨所是面向内陆的。”

　　经过两天的僵持，劳伦斯带领的部队几乎兵不血刃地拿下了亚喀巴港。次日，他又动身前往埃及，骑着骆驼穿越150英里沙漠到达苏伊士运河，通知英军赶紧增派援军和运送粮食等物资补给。

　　1917年7月10日，已“失踪”两个多月的劳伦斯穿着一身邋遢的阿拉伯长袍，突然出现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开罗办公室里。数日内，他的英雄事迹在埃及、伦敦的军方高层里传开了。在西线战事不利、法国军队哗变之际，这场英国人在中东战场获得的胜利显得尤为令人振奋。

　　对普罗大众，这更是一个能激起无穷无尽浪漫想象的孤胆英雄传奇——一位年轻的、蓝眼睛的英国军官身着异族长袍，骑着骆驼，单枪匹马地深入敌境腹地，秘密会见并争取潜在的密谋者，在利欲熏心的人中游走，随时都可能被出卖、处死。然后，这位英雄又率领部落武士，兵出奇谋、以少胜多，夺取一连串不可思议的胜利。

　　英国埃及军总司令温盖特向伦敦高层提议：向劳伦斯上尉授予英国最高军事荣誉——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很快，他被提拔为上校，并提名授予三等骑士爵位。

　　这一回，桀骜不驯的劳伦斯却谦卑恭顺地接受了——官方的认可和荣誉也可以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去影响军事高层的决策，以实现他在沙漠里发下的誓言：突破法国人所设的“红线”，把战火一直烧到叙利亚，让英国人帮助阿拉伯人解放叙利亚。

　　站在新任英国埃及远征军总司令埃德蒙·艾伦比面前，他描绘了一番激动人心的战况和未来前景。随即，艾伦比给帝国总参谋长威廉·罗伯逊拍去一份洋溢着乐观情绪的电报。最终，这位视西线为重中之重的总协调人答应给中东增兵5万，用于巴勒斯坦战场的攻势。

　　在高层要求下，这位“当红炸子鸡”写下了供海外作战军官参考的经验总结，是为《二十七条建议》。他最重要的心得是：抛弃英国人的习惯，让自己完全沉浸到当地环境，要熟悉“当地的家庭、氏族和部落、朋友和敌人、水井、山丘和道路”。

　　2006年，美国对伊拉克发动军事行动，美军总司令戴维·彼得雷乌斯将军就命令高级军官们阅读《二十七条建议》，向劳伦斯学习如何赢得伊拉克本地的人心。

　　自从担任阿拉伯大起义的英方联络官，他一直过着高度紧张的生活，就像一个伟大的演员，马不停蹄地进行“惊险表演”。这在智力、体力、精神上都是巨大的消耗。

　　更主要的原因，是越来越升级的杀戮。在《智慧七柱》里，他记录下第一次近距离处决一个人，然后他病倒了。起初，他带领阿拉伯人四处打游击战，尽量避免杀戮无辜。一次伏击行动中，他们抓住了一个撞见他们的牧童，劳伦斯把他绑在树上，以防他去给土军通风报信，战斗结束撤离前，再把他释放。随着战争越来越紧张、残酷，他已经顾不上很多了。

　　等到亚喀巴战役的富维拉峡谷之战结束，他用极为诡异、凄美的文字描写了在月光下看到几百具被剥走衣服的土耳其士兵的尸体，看上去年轻、白皙、宁静，令人心生悲悯，“于是我把他们全都摆放整齐，一个一个地摆好。我自己也很疲惫，渴望成为这些宁静的人中的一员，而不是回到山谷高处那群没有片刻安宁、吵闹、苦痛的暴徒当中去。那些人还在为战利品而争。”

　　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杀戮，他似乎越来越冷漠，越来越无动于衷。但在给牛津密友的信里，他倾吐说：“我希望噩梦结束，我能够醒来，重新活过来。杀人，杀土耳其人真是太可怕了”，“我知道自己已经干过这种事情几百次，如果可以的话，还要再干几百次”，“我在这场游戏里撑不了多久了。”

　　上司克莱顿已经注意到这位最得力干将的精神状态，他承认对劳伦斯的状态非常担忧，“我们会尽快把他撤下来的，不要继续让他冒险，但时间还没有到，因为现在还需要他。”

　　1917年11月，为配合埃及远征军对巴勒斯坦的攻势，劳伦斯带着一名护卫去勘查叙利亚境内铁路枢纽德拉附近的情况时，他被奥斯曼的一支部队逮捕了，然后被押到当地总督那里。劳伦斯谎称自己是高加索一个山地民族的平民，这个民族以皮肤白皙、眼珠浅色著称，且免于兵役。

　　随后是他整部回忆录里最恐怖的场景，劳伦斯用了整整五页的篇幅描述自己所遭受的暴行细节——他先是被土耳其总督施以弥漫着血腥气息的暴力性侵；然后被四个士兵鞭打，接着是被刑讯军官反复踢打；他又被拖回总督的房间。后来他被扔在一个庭院里，一个亚美尼亚人过来为他清创、包扎。这群人随后扬长而去。

　　天微亮时，劳伦斯清醒过来，跌跌撞撞地走出镇子。在一个骆驼商人的帮助下，他找到了同伴，然后讲述一个“通过贿赂和计谋逃脱敌人魔掌的欢乐故事”。

　　人们发现：从德拉回来后，劳伦斯身上的一些东西变了，他更加孤傲冷漠。从那以后，这个过往胆大包天的人给自己组织了一支50人的精锐卫队，时刻陪伴在他身边。

　　10个月后，等他率领阿拉伯战士再次回到这座铁路城镇，他带着复仇的火焰下令进行了一场血腥大屠杀，共有四千多人丧生，史称“塔法斯屠杀”。

　　德拉事件给劳伦斯留下的精神创伤是永久性的——“一战“结束后，对被他视为忏悔神父般的存在的萧伯纳夫人，他倾吐了内心的被污损感和强烈的自我憎恶，“那件事”之后，他发誓从此“弃绝过体面的生活”。

　　1917年11月，英国埃及远征军顺利地突破奥斯曼军队防线，攻占巴勒斯坦地区。

　　此时，劳伦斯已得知一个将使未来局面越发乱成一锅粥的消息：英国政府内阁在10月底初步通过了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的《贝尔福宣言》

　　“锡安主义”，我国一般称之为“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犹太民族主义思潮，号召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返回故国——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家，复兴犹太民族。

　　到19世纪末，欧洲出现新一轮反犹太主义浪潮后，犹裔奥地利记者西奥多·赫茨尔提出了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论和纲领，并于1897年举行第一次锡安主义代表大会，创建世界锡安主义组织。

　　1916年底，英国新首相大卫·劳合·乔治上任，他和外务大臣贝尔福都是锡安主义运动的同情者，并和该运动核心人物、著名化学家哈伊姆·魏茨曼有交往。除宗教同情之外，这也有现实政治的考量：“一战”陷入僵持后，交战双方都意识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广泛影响，都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但德国碍于巴勒斯坦地区是盟友奥斯曼帝国的领地，无法许诺过多。

　　1917年10月31日，英国政府内阁通过支持性决议，随之而生的《贝尔福宣言》正式宣布：支持锡安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民族之家”，条件是不伤害当地已有民族的权利，但是政治权利除外。当时巴勒斯坦仍然是奥斯曼帝国领土，犹太人只是当地的少数民族。

　　《贝尔福宣言》是大英帝国的中东政策和以色列建国史上一个重要文件。它促成了巴勒斯坦托管地的建立，这后来成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土，所以宣言也被视为是导致巴以冲突的一个原因。

　　早在8个月前，劳伦斯在《阿拉伯公报》上发表了一篇对叙利亚现状的分析。他谈及了导致该地区四分五裂的原因，包括部落、民族、宗教之间种种矛盾，以及任何外来者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叙利亚，必将面临诸多挑战。劳伦斯还指出：巴勒斯坦南部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者怀有莫大仇恨，包括和基督徒，近来事态更是加剧了这种天生仇恨。

　　事实上，这篇文章写于两年前，劳伦斯完全预见到了未来中东地区的无数动荡、冲突和不安。

　　1918年2月，这篇文章引起了一位名叫威廉·耶鲁的美国驻中东代表的特别兴趣。这位年轻的前美国石油巨头雇员一心想让自己国家参与到中东事务中来，他于是去拜会劳伦斯，想得知更多相关情报。

　　会面时，劳伦斯堪称毫无保留，甚至还透露了阿拉伯起义军下一步的军事行动目标。他还预言了《贝尔福宣言》的后果：“如果的确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一个犹太国家，只能是通过武力来建立，并且要在充满敌意的人群当中通过武力维持下去。”

　　有传记作者分析认为：劳伦斯是有意为之，他是想通过耶鲁去影响并引导加入协约国不久的美国政府，进而采纳他所认可的、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政策。

　　然而威尔逊总统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无甚作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彻底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霸主，同时接手其在中东的势力，成为现代以色列建国后最坚实的盟友。

　　《贝尔福宣言》的公布，连同被曝光的《赛克斯-皮科协定》，在阿拉伯世界点燃了愤怒之火。在开罗，一向温顺的埃及民众爆发了群体性抗议行动。叙利亚流亡者也越来越担心未来将有一个犹太国家会强加给巴勒斯坦地区。

　　汉志国王侯赛因在阿拉伯半岛的最大对手伊本·沙特借此发起新一轮舆论猛攻。伊本·沙特来自控制内志地区的沙特家族，代表着教复古主义势力——瓦哈比教派。他一直有雄心一统阿拉伯半岛。他对外宣称：侯赛因国王是西方基督教的傀儡。但事实上，他本人也依赖于大英帝国殖民分支英属印度的支持。

　　阿拉伯世界的强烈反弹，让英国大为不安。他们向侯赛因施压，要求他公开表态支持。克莱顿则要求劳伦斯去向费萨尔做劝说工作，尽管劳伦斯一直反对英国政府和犹太人之间的协定。

　　1918年3月，在英国人的陪同下，由魏茨曼带队的“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对埃及、巴勒斯坦地区进行访问。在埃及，他向英国人、流亡的叙利亚人展开魅力攻势，一再表达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善意。

　　该年6月4日，魏茨曼又亲自到亚喀巴拜访费萨尔。会面气氛十分融洽，魏茨曼甚至带上了阿拉伯头巾；费萨尔则避免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推说一切决定权都在他父亲那里。劳伦斯找借口避开了，不管上司如何来电施压。他已判定：英国人强加的和谐，只会使得费萨尔和老侯赛因在阿拉伯世界遭到更大的反对声浪。

　　10天后在埃及，他还是见到了魏茨曼。这位世故练达的犹太政治领袖很清楚：和阿拉伯起义领袖是否能达成谅解，关键就在于这位娃娃脸的小个子英国军官。高手过招，也生出了惺惺相惜——劳伦斯也很佩服魏茨曼的玲珑手腕，一面相当成功地消解了阿拉伯人的担忧，一面又用另一套言辞激发犹太人的斗志。

　　两个聪明人达成一个共识——如果犹太人希望能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就必须先让英国人打赢这场战争，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应该先支持阿拉伯人的起义。魏茨曼还主动提出一项颇具诱惑力的“支持”：让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组织来资助阿拉伯独立事业，包括资金、武器。

　　魏茨曼的魅力攻势取得了成效，他说服了大多数曾因《贝尔福宣言》而对巴勒斯坦未来感到担忧的英国官员，让他们相信：在巴勒斯坦，犹太社区可以和人口占多数的阿拉伯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共同生活、和谐相处。

　　让上司们高兴的是，劳伦斯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似乎不再那么抵触。但他也没有这么天真。在一份秘密报告中，他犀利地指出了这位犹太领袖的线年之后犹太人将完全控制巴勒斯坦，而当前的目标是犹太人在英国幌子之下控制巴勒斯坦。”

　　1930年代，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纳粹党徒对犹太人进行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摧毁了欧洲多数犹太族群，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因此高涨，于1948年达到顶峰。当年5月14日，现代以色列正式建国，魏茨曼为首任总统。

　　1918年7月，劳伦斯开始策划耽搁许久的阿拉伯起义军北上叙利亚作战。随着事态发展，他越发清楚一个道理：只有在阿拉伯人自己解放的地区，他们的独立才能得到保障。

　　在劳伦斯万般促成之下，安曼和约旦河以西聚集起一支由阿拉伯部族武装、阿拉伯北方军士兵、英法顾问和专门的炮兵、装甲车单位组成的混合部队，人数为几千人。一同到场的，还有重要的起义领袖：费萨尔、奥达，以及沙拉昂在内的主要部落酋长。

　　大战前夕，传来一个令人心碎的噩耗——劳伦斯在卡尔基米什时期的伙伴、爱人达霍姆，那个有着灿烂笑容的叙利亚少年死于一场肆虐于叙利亚北部的伤寒疫情。

　　在《智慧七柱》的扉页上，他写下一首献给达霍姆的情诗：“我爱你，故我将这千军万马掬于手中/在繁星灿烂的天空里写下我的心愿，去为你赢来自由…/当我长驱直入，你的眼睛将因此熠熠生辉…/你的微笑令其（死神）妒从悲起，抛下我，将你掳走，囚入他死寂的幽冥。”

　　对劳伦斯而言，对达霍姆的爱，是他为阿拉伯人赢得自由和独立的最初动力。当梦想即将实现，爱人已逝，一种巨大的痛苦和虚空感把他压倒了。

　　战争还在继续。1918年9月，劳伦斯从英军司令部得到命令：让阿拉伯人彻底切断德拉以南的铁路线，但不可以北上冲向大马士革，以配合英军在约旦河西岸的北上行动。他们也转达对费萨尔的暗示：如果阿拉伯人在这个关键时候保持忠诚，将会得到很好的补偿，甚至将会允许他在大马士革建立一个政府。

　　得到政府的口头保证后，劳伦斯在德拉一带领导、发动了对汉志铁路最凶猛的袭击。

　　9月27日，在德拉附近那个给劳伦斯留下过严重创伤的名叫塔法斯的村镇，他和阿拉伯部队看到了一支撤退下来的同盟国军团留下的暴行：到处是残缺不全的尸体，姑娘和妇女们则着带血污的身体，显然是被奸杀；在一堵矮墙上，倒着一具被刺刀穿透的裸身孕妇。

　　屠杀进行了一整夜，延续到第二天，共有四千多名被俘的同盟国士兵死于杀戮，是为“一战”中著名的“塔法斯屠杀”。次日清晨，劳伦斯进入德拉镇。

　　一位英军将领率部稍晚赶到这里，他目睹的是肮脏、野蛮和残忍，阿拉伯战士如何折磨、打劫医护列车上痛苦着的土耳其病员，“任何一个普通的文明人都无法忍受这样的惨景”。当他向劳伦斯控诉时，劳伦斯平静温和地告诉他：这就是阿拉伯人的“战争观念”。

　　经过德拉之战，奥斯曼军队已经全线崩溃。艾伦比将军给费萨尔发来热情洋溢的贺信说：“我向殿下表达我的祝愿，以及我对于您部队伟大成就的诚挚祝贺……多亏了我们的共同努力，现在土军正全线溃退。”他随后下令：把首先攻入大马士革的荣誉留给费萨尔的军队。

　　1918年10月3日，在大马士革维多利亚饭店，英军总司令艾伦比和费萨尔会面了。劳伦斯充当翻译。

　　艾伦比将军宣布：阿拉伯人作为参战国的地位，得到协约国承认；在叙利亚独立问题上，费萨尔没有选择，法国将成为保护叙利亚的“宗主国”；费萨尔作为侯赛因国王的代表，“将拥有叙利亚的管辖权”，但是“在法国的指导和财政支持下”，且他的管辖权“仅限于叙利亚内地”，不包括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法国将给费萨尔配一名联络官，他将与劳伦斯一同工作。

　　劳伦斯和费萨尔惊呆了。费萨尔一开始激烈反对，但在艾伦比的施压下，最终只得屈从。在疲惫和失望中，劳伦斯转而向将军告假。将军最终同意了。次日，他离开了大马士革。

　　1918年12月，巴黎和会召开之前，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与法国总理乔治·克里孟梭用了五分钟就中东愿景达成一致意见：英国人控制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法国人则有权处置叙利亚。除了《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基本结构被确定外，他们还大大超越了它。

　　在巴黎和会上，身着阿拉伯长袍的劳伦斯担任费萨尔的顾问，为阿拉伯独立事业继续奔走，以翻译身份参与演讲和谈判，组织新闻发布会以及引导报纸舆论。这给同在会场的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当时，恼怒万分的克里孟梭去英国代表团那里告了劳伦斯一状，并把这个年轻人叫来当面训斥。有“猛虎”绰号的法国总理劈头盖脸地问：“劳伦斯上校，你知道自从十字军东征以来，法国在叙利亚就有利益吗？”

　　劳伦斯回答：“是的。我知道。但是叙利亚人打败了十字军，我们永远不会忘了这一点。”

　　“这是一个饱受折磨的灵魂。我觉得劳伦斯在巴黎时已经意识到，尽管他在阿拉伯事业上取得了很多成功，但仍没有赢得胜利。”汤因比写道。“这让劳伦斯很苦恼，但痛苦并没有消磨掉他的幽默感，他有点伟大，还有点调皮。”

　　英法的勾兑，摧毁了劳伦斯发下誓言为之奋斗的理想——阿拉伯人的民族独立。而对大英帝国的大人物们，“英雄劳伦斯”已经成为一个麻烦。在一份备忘录上，他们称其为“有害影响”，“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与法国在叙利亚问题上麻烦的根源”。

　　劳伦斯最终被剥夺了参加巴黎和会的资格，同时被禁止在会议上协助费萨尔。他输掉了。

　　1918年12月巴黎和会前夕，在他促成下，作为阿拉伯世界代表的费萨尔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魏茨曼拟定一份联合声明，宣布双方的合作意愿。其中第四条为：“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鼓励和促进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大规模移民”，然后是一个关键性条件句——该协定“仅在叙利亚区独立的情形下有效；如果不满足这个条件，就完全无效。”

　　当时顶盛体育，费萨尔还友好地谈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种族亲缘关系和古老纽带”。

　　在巴勒斯坦地区，水火不容的阿拉伯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曾携手起来想建立一个阿拉伯-犹太人的联合国家。然而，劳伦斯的努力真有现实可能性吗？——如果他在1918年成功了，一个独立的泛阿拉伯国家会因此诞生吗？如果历史如费萨尔和魏茨曼之间协议的那样发生了，阿以/巴以会彼此和谐地相处吗？

　　作为和劳伦斯相隔一个世纪的后人，我很难乐观——纵观中东现代史，每回出现和解的曙光，都会有极端势力发起针对性的暗杀、破坏行动。在遇害者名单上，有侯赛因次子、约旦首任国王阿卜杜拉，埃及总统萨达特，推动“以土地换和平”的以色列总理拉宾……

　　1919年秋的巴黎和会上，失去劳伦斯帮助后，费萨尔不得不接受法国人给出的条件。等回到大马士革，他发现自己被谴责为向欧洲帝国主义出卖祖国的叛徒。他转而利用民众的愤怒，于1920年撕毁了与法国人的协议，发动一场宫廷政变，自立为大叙利亚国王。同年4月，叙利亚被托管给法国。7月，法国在麦塞隆战役中获胜，费萨尔流亡英国。

　　控制了叙利亚地区的法国也没有好日子过——阿卜杜拉从外约旦对他们发动持续、凶狠的进攻。让英国人头痛的则更多：在巴勒斯坦地区，巴勒斯坦人和犹太定居者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在美索不达米亚，反英起义揭竿而起，到处都是流血和对抗。

　　1920年，前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复出，后在劳合·乔治内阁转任殖民大臣。他向被打入冷宫的劳伦斯发出邀约，请他担任中东事务部负责人。

　　心灰意冷的劳伦斯推说自己忙于写回忆录，对政治再无过问的兴趣。丘吉尔于是再三保证：在即将召开的开罗会议上，授予他几乎完全自由的权力，以帮助英国重新塑造中东棋盘上属于英国的那一部分。劳伦斯答应了。

　　据他对一位传记作者透露：1921年3月的开罗会议只是走了一个过场，他和丘吉尔在会前“不仅确定了会议将审议哪些问题，还确定了将会达成何种决议”。

　　根据决议，英国将它所控制的两块前奥斯曼帝国领土交给哈希姆家族。双方同意：费萨尔王子成为美索不达米亚新国家国王，即伊拉克王国；他的兄长阿卜杜拉王子则统治约旦河以东、由部分巴勒斯坦组成的新国家，即今天的约旦王国。

　　这基于劳伦斯一直为之奋斗的两个想法：首先，阿拉伯人必须获得对自己土地的控制权。其次，被赋予这种权力的阿拉伯人，是起义领袖哈希姆家族成员：侯赛因国王和他的儿子们。

　　劳伦斯的努力，为中东地区带来一段时间和平，也部分兑现了他对阿拉伯人在大起义时的承诺。一般认为：在1921年的开罗会议上，劳伦斯的作用大过了丘吉尔——最终，他真的成为了在中东地区划定疆域、拥立君王的那个人。

　　在安纳托利亚地区，前奥斯曼将领穆斯塔法·凯末尔带领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把所有企图瓜分者打得落花流水。1923年，他和协约国签订条约，确定了现代土耳其的疆域。

　　在南方，汉志国王侯赛因拒绝接受中东的现实政治，即使劳伦斯也无力说服。他的顽固和反复无常，最终让英国政府感到厌烦。老对头伊本·沙特利用了这一矛盾，于1924年带领瓦哈比战士逼近麦加。在众叛亲离之下，侯赛因避难塞浦路斯，后到新约旦首都安曼和次子阿卜杜拉团聚。1931年6月，侯赛因去世，安葬于耶路撒冷。

　　赢家伊本·沙特吞并汉志后，建立沙特阿拉伯王国。1927年，英国人宣布承认其独立。

　　经过短暂的和平后，新的动荡又开始了。1946年，法国人最终被迫放弃大叙利亚地区，但又从中分割出一个新国家——黎巴嫩。1958年，伊拉克民族主义者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亲英政权，费萨尔独子费萨尔二世被处决。

　　1960年代，西方殖民主义时代落下了帷幕。因为拥有占全世界六成的石油资源，中东如同被咒诅一般，继续成为地缘政治中最不安宁的角落。

　　1921年，当劳伦斯在为丘吉尔奔走效力时，他给一位朋友写信说：“阿拉伯人就像是我翻过的一页，续集是我很讨厌的东西”。一战后，他一直患有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不断受到噩梦惊扰，多次陷于严重的抑郁，甚至萌生过自杀的念头。

　　1920年起，劳伦斯根据笔记和回忆，重写自传，完成战争回忆录《智慧七柱》。他用手摇印刷机印了8本，分赠好友。后应公众的强烈要求，他做出妥协，在1926年出版了该书的删节版，同时又发行了大众版《沙漠中的起义》，后者取得了市场成功。劳伦斯把版税全部捐给慈善组织，并拒绝有生之年再版《智慧七柱》。

　　他再也无法回归到一个学者的往日生活。1922年，结束了在英政府殖民部的任职后，他化名约翰·休姆·罗斯，以普通列兵的身份加入英国皇家空军，但很快就被新闻界所发现。

　　他又改名为托马斯·爱德华·肖，继续在军队服役，逃避对他穷追不舍的报界和公众。在生命的最后十多年，他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用各种借口推掉朋友们的邀请，即使是最亲近的朋友。

　　成为伊拉克国王的费萨尔跟劳伦斯后来又见过两次，一次是1925年，面对曾经并肩作战的生死之交，劳伦斯无所适从，二人一度相顾无言。

　　1933年费萨尔访英时再次提出要见劳伦斯，劳伦斯态度消极，后来费萨尔不得不借助军方的命令，才得以见到“列兵肖”。

　　1935年5月13日，劳伦斯骑着摩托车，去博文顿军营发一份电报。回程途中，遭遇一起交通事故。在部队医院昏迷六天后，于5月19日清晨去世，时年46岁。

　　“二战”阴云逼近，正陷于“困惑岁月”的丘吉尔前来悼念，写下一段政治家才有真正共鸣的悼词：“在我眼中，他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我担心，不管我们多么需要，像他这样的人都永远不会再有了。”

　　（参考书目及资料：《智慧七柱》T·E·劳伦斯著；《阿拉伯的劳伦斯：战争、谎言、帝国愚行和现代中东的形成》斯科特·安德森著；《交游录》阿诺德·J·汤因比著；Clio数字化历史博物馆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