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载：陶渊明先生弃官来归，篮舆时往来庐山中，醉则卧石上。此石位于庐山南麓虎爪崖下的栗里村，故名“渊明醉石”， 今此地还保存有陶祠与陶墓。

　　尽管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据篇章，然而醉石似乎并未因为“渊明”二字显得身份尊贵起来。如果不是熟识的人，只怕是难以寻到此中来。

　　醉石是一块颇大的石头，一人多高，宽可容近十人席地而坐，石面平滑如砥，上刻明人郭波澄的《古风醉石诗》，诗侧有“归去来兮”四个大字，相传为朱熹手迹。醉石背倚虎爪崖，一道不知名的瀑布悬于崖涧，前有涧水激石成池，池名濯瀴池。侧有一个雕梁画栋的小亭，半掩于高大繁茂的林木中。山、水、石、林，无不透着“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的幽静。

　　小径上落满了枯叶，焦黄的、散乱的、松软的，若是不爱的，尽可踩过去，无须理会它；若是有缘的，大可拾几片带回去夹在书中，当作一种美好的记念。夏已尽，秋正浓，漫山遍野不再是绿的盛宴，间以黄叶的明亮，佐以红枫的鲜艳，打造出一片色彩斑斓来。

　　秋在欧阳修的文中是肃杀之声，落叶凋零、草木凄清、山水峻冷，其色惨淡，其意萧条。秋在郁达夫的笔下则是一年中最好的Golden Days，天高日明、风清雨奇、花香果美，其容清明，其味悠长。

　　秋在陶渊明的诗里却是一种期望，“不言春作苦，司田眷有秋”。自辞去彭泽县令到宋元嘉四年（公元427年）病逝的二十二年间，陶渊明一直归隐于田，躬耕自资。在陶渊明的归田生活中，他亲身耕作，参与农事，并将这些生活体验融入到自己的诗中，创作出《归园田居》、《桃花源记》等内容和艺术均达到高峰的名篇，将原有的山水诗引到一种新的境界，开创出田园诗派。

　　古人有“秋士悲”一说，我想，陶渊明固然是曾有壮志未酬的悲，但是当他义无反顾地踏上归田隐居的道路，由悲到隐， 是不是对“秋士” 赋予了另一种诠释呢？从晋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初次入仕到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最后出仕历经十二年，在此期间，他时官时隐，反复五次。 一方面陶渊明有佐君立业、大济苍生之志，然而政治抱负受挫，兼济天下的猛志难以如愿。另一方面陶渊明又具崇尚自然、清净无为的天性。继承先祖功德，发扬家风的传统与寄情山水，向往自然田园的生性泾渭分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儒道两种思想的冲突，使陶渊明反复于做官与归田之间，不能做出正确的抉择。最终陶渊明彻底告别仕途，从“误入尘网中”到“复得返自然”， 选择了顺从自己的本心。就像落叶归根、大雁南飞，儒家看到的或许是迟暮末路的悲，道家看到的却可能是循本溯源之乐，故而对于陶渊明来说，归田隐居何尝不是一种心灵上的返璞归真？

　　陶渊明从“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的热忱、“猛志逸四海”、“猛志固常在”的豪迈到“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平实、“忘怀得失，以此自终”的超然，终成为一代开宗立派的田园诗祖。比陶渊明晚1400多年的法国现实主义画家米勒有着相似的经历。他打破学院派推崇高贵的绘画必须表现高贵人物的观念桎梏，从巴黎迁居至乡村，一住就是二十七年，一边田间劳动，一边创作绘画。米勒爱自然、爱劳动、爱农民，他把这种感情融合到自己的绘画里，创作出《拾麦穗》顶盛体育、《晚祷》等名作。泰戈尔说，死如秋叶之静美。秋，正是繁华极盛后的谢幕，是春耕夏作后的收获。一如陶渊明对秋的寄望，它对生命中所有的付出给予回馈。

　　悬崖的涧水，不知淌了多少年，飞雾溅珠中泛着清冷的秋意，伴守着沉默的醉石……

　　今日踏秋来访醉石，因醉石想到渊明，亦因渊明而感秋。渊明已去，醉石再无清酒可醉；秋色正浓，醉石今日染秋而醉。